大连商品交易所

主题演讲1: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

来源:发布时间:2019年08月27日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  朱宁

尊敬的靳国卫副市长,各位嘉宾和朋友,大家上午好。

  今天非常有幸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思考。在涉及主题之前,我想先感谢大商所,感谢各位来自协会的领导,因为我们无论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得到了大商所的大力的帮助。在学院过去的十年的发展中,我们和监管机构,包括交易所有非常紧密的合作,也为我们的资本的多层次的发展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人才,我再次感谢大商所对我们学院的大力支持。

  下面,我分享一下我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看法,今天我主要分享三个比较大的方面的研究内容。第一个是处于新形势下的中国经济的现状。第二是我们下一个阶段的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方面。同时,作为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学家,我们也讨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转型所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一些风险。

  我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有过一个感受,我们金融行业的人员有一个感受,总算把2018年过完了。2018年实在是多风多雨的一年,结果2019年,大家有什么感受呢?希望2018年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无论是全球的层面,国内的层面,经济的层面,资本市场的层面,我们发现我们面临更多的波动和变化。这不是我们今天才刚刚发生的现象。大家记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当时有一个新说法,叫做新常态,是指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全球资产投资的收益在逐渐地下降,而整个投资的风险在不断地增长。不太符合我们传统的金融理念的现象,这是当时整个全球债权最大的投资者对今后的预判。我们看到过去十年的经济,这个预判只说对了一半,整个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确实在波动,但是出乎意料,回报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这是因为美国为首的国家实行了量化宽松,现在已经逐渐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就是MMT,我们搞了这么多宽松,但是通货膨胀也没有来。传统的货币金融体系并不能解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新常态。

  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下,我们作为投资者,我们作为企业管理者,我们作为每一个家庭对于今后的经济的运行和投资的方向的把握,逐渐产生了一些更多的思考和惶惑。我们看过去发生的一些最重要的国际上主要的经济形势,第一点一定是中美贸易摩擦或者整个全球贸易摩擦在逐步地加剧。美国并没有和我们中国一国产生贸易摩擦,基本上想要推翻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全球的贸易组织,代之以双边的国与国之间的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的方式。在这个大的框架下,整个全球的贸易一改过去十年的高速的相对比较健康的增长,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增速的放缓。与此同时,受全球贸易的影响,也受经济的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影响,我们全球的经济逐渐出现了放缓,国家货币基金再次下调了今后三年全球主要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很多的新兴市场,包括很多的经济体系,我们看到两个很明显的问题在显现,第一个是全球的资产价格仍然在进一步的上涨,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大量的货币供应的增加之后,全球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对民生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同时我们看到全球的资产价格以房地产为代表,包括我们大宗商品在内,很多的资产的价格在进一步的上升。现在我们一定程度上就解释了这个资本论所解释的,为什么 我们现在感觉到生活的成本并没有明显的增加,但是我们的流动性,我们所引出来的钱哪里去了?这个资产的价格的高速的持续的上升,会怎么样?2013年的诺贝尔奖的得主,做了一系列的资产价格泡沫的研究,他的结论,我个人认为是长期持续地,超过平均水平的资产价格的上涨很难持续,不但很难持续,反而会引发经济危机。

  在国家层面,一些增长是通过政府或者企业承担更多的债务的方式。我们中国的经济,我们从2011-2016年,整个全国范围的债务的比例,从2011年的GDP的160%,到现在已经增长了300%。不到十年的期间,我们国内的负债几乎翻了一番。这种以债务为基础或者以债务为驱动的增长的模式在全球的范围可以持续。

  达里奥先生的新书,对债务危机再做一个序言,叫做《债务的本质》,我们思考债务的本质是什么?和我们的投资的本质恰恰是一个定义的两个方面,投资是压缩今天的消费获得明天更好的消费,债务恰恰相反,先享受今天的消费,让今后为今天的消费买单。这是一国甚至全球性的面临的越来越普遍的问题。

  大家对宏观经济有一些担忧和不解,一方面我们来自企业,来自实体经济,尤其是互联网的行业,我们发现我们中国在很多的经济发展的领域,科技创新的领域,已经走在的全球的前面,甚至成为了全球的榜样。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支付、线上线下合作,消费的模式和场景的方面,我们走在了全球的领先的地位。

  我们很多人呈现出越来越强的消费力的中产家庭的消费的能力,消费的对象也在发生非常深层次的改变,这种改变会对我们企业进一步的转型升级,会对我们经济的韧性和可持续发展,带来非常坚强的一个支撑和一个驱动力的作用。我们看到很多经济的活力,经济的非常有吸引力,让人产生信心。

  我们怎么看待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的不一致?我个人理解,我回来10年左右,我理解是,我们中国的宏观政策往往是在两个不同的目标之间,在进行动态和比较微妙的调整。这两个目标,往往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保增长和调结构,大家可以理解保增长,我们十年之前希望我们的增长的速度达到8%,五年之前我们希望在7%。现在回落到6.2%,6.3%的区间。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里,一旦出现经济增长的速度下滑,比较普遍的就是政府会采取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导致我们在短期的经济的增长速度一直是非常健康的,在全世界都是人让瞩目的。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地改善和提升,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地增加,随着债务水平的不断地累积,随着全球贸易秩序的进一步的恶化,我们经济的三架马车,我们的外贸出口,我们的技术投资,我们的消费,增长的速度都在放缓。对我们政策上一个很大的挑战或者问题就是如何应对经济增长的速度逐渐地放缓的现象。

  过去的十年二十年,我们主要是通过积极的政策来刺激短期的经济政府,国家明确提出不会再有房地产作为短期调控和刺激经济的一个手段,过去的20年房地产成为刺激经济最重要的一个手段,没有之一。

  这几个经济调整和管理思路的转变导致我们的经济增长在逐步地放缓。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担忧的事情,对于中国这么大的经济的体量,过去40年这么高速度的发展,没有任何一个例外,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会逐渐地放缓。但是在放缓的过程中,我们能不能关注我们另外的一个经济目标,调整经济增长的结构。       最开始的20年我们通过廉价的劳动力获得了很大的优势,把我们中国的加工的产品卖到了世界的市场,随着我们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这种优势在逐渐丧失。1999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当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墨西哥的劳动成本的70%,2015-2016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是墨西哥的150-160%。这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影响到我们在全球贸易体系里的竞争力的优势。逐渐丧失这种优势之后,在2018年之后,我们基本上廉价劳动力的红利已经释放了。过去的十年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通过投资驱动经济的增长。大家都亲身经历了,就是四万亿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这种刺激政策导致一个很大的优势,经济危机之后我们的速度没有放缓,而进一步的增加,对扭转世界经济的衰退做出了巨大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个做法的成本和风险,在于我们巨大的投资,至少在整个金融领域看来,投资回报相对比较低。这个方面导致了一个什么后果?导致了我们在过去十年以来,全国的债务水平明显的增加,所谓的债务是什么?大家来自金融行业,可能比我更了解。我们投资的收益赶不上融资的成本,这是一个负现金流。债务形成之后,对下一个阶段的经济的转型升级会形成压力。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强调消费?特别强调扶持我们的中小微企业?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的债务的问题,整个的融资的困难,已经对于我们居民消费的增长产生了影响,很多行业经历了高增长之后出现了负增长,很大的一个原因过去我们的房贷为代表的过度消费的增长已经透支了一部分的家庭的购买力。

  2018年的时候,我们讲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讲去杠杆,这是一个经济结构的调整。但是由于政策的思路恰好碰上了特朗普这样的一个总统,碰上了中美贸易摩擦。我们有一些去杠杆的尝试,但是没有达到早期的效果,我们调结构的任务并没有完全完成。

  如果我们看到新的形势,可能在十年二十年之前,我们的调结构和保增长的目标往往是相对比较接近或者一致的,但是由于债务问题的出现,我们甚至保增长和调结构两者至今的距离和原来相比是越来越远了,导致我们的整个经济的增长的调整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越来越多的思考。

  但是我觉得这个核心的问题,作为经济学家仍然要思考我们如何要可持续地推生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力,可持续的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是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长期发展的一个最核心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思考下一个阶段我们如何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如何走出或者超越传统的东亚的模式,我们看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的增长走的都是早期利用廉价劳动力,中期利用产业政策,后期利用大规范化的资本的运作模式。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台湾,到了某一个阶段都面临一个瓶颈,就是

  增长模式的转型没有成功地完成。

  从下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来讲,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这不是一句空话。金融永远是服务实体经济的,即使是衍生品的技术再高端,最后依然是希望达到风险管理和风险管控的目的。经济的转型是一方面,对经济的看法和对经济的模式的思考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鉴于我们的经济的增长的速度逐渐地放缓,全球贸易的摩擦加剧的大环境之下,我们中国经济仍然存在大量的机会。而且我必须要非常负责地跟大家讲,即使我们的经济的增长只是6%,对于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我认为非常的了不起。之所以不适应,因为过去十年的经济的增长的速度太快了,我个人认为现在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一点不慢。过去的12个月,特朗普拼命地发推,主要宣传担任总统之后对美国的经济带来多大的贡献,调整数据之后,美国经济过去增长的2.8%,特朗普拼命地宣传自己。所以我们在6.2%、6.3%,甚至不到6%的速度,这么大的经济体获得这么高的发展的态势,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

  同时我们应该思考,我们如何取得了这个成就?过去的四十年,中国发生全球瞩目的经济的奇迹,因为我们更好地调配了资源,充足了市场的供应?还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在规划和产业布局的时候有更好的作为?我们一定是做对了什么事情,只不过大家没有一致的看法。我个人认为,我们做对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改革,改革里最大的方向就是让市场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只要我们的方向不改变,步伐不停下来,我们还有大量的机会。为什么我们提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增长是一个马拉松,仅仅快了0.1%,慢了0.1%固然重要,但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要在奔跑的过程中摔跟斗,这个意义更大。

  怎么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这是下一个阶段我们仍然要继续贯彻,进一步帮助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的户籍改革,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养老和医疗的改革,也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所以我仍然对中国的经济非常的有信心,只要我们的改革的步伐没有停下来。

  这几年我们听到比较多的说法叫做高质量的发展。所谓的高质量一定是有相对的对应的一个增长的模式。我个人的理解,可能不一定全面。高质量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跟我们过去三四十年享受的高速度的发展并一定是对立的,所谓的高质量的发展,节能环保,绿色发展,扶贫等,很大程度上不能在短期内更快地推动GDP的增长,而是让我们的经济增长更有包容性,让世界更多的人分享我们给世界带来的财富。

  与此相关,我们在提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是新兴城镇化,第一个并不是让更多的人进入城市,而是享受到现在的城市生活的方式和服务。第二点就是区域化的经济发展,我们更多的讲的是一个或者几个城市,我们现在是城市带或者城市群,在南方可能表现的更加的明显。高质量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说经济的增长不应该是简单的抽象的数据,应该是一个真正能波及社会民生的普遍的数据。                            这是我们今后经济增长新的方向、大主线和脉络。

  第二点就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既有刚才我们讲到的环境可持续发展,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更多讲的是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怎么能够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发展,怎样能够化解已经累计的大量债务,怎么能给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方式,提供就业,帮助金融体系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些都在短期未必一定会带来更多的GDP增长速度,但是一定会帮助整个经济增长的韧性和可持续性进一步加强,而对中国的经济体来说,对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中等或者高中等收入国家的这个类别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之外,我们最近可以看到很多政策指出的是普惠性的发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段时间去郑商所参加的一个活动,关于白糖的产品,我当时很受触动。白糖行业协会领导跟大家分享,几乎所有糖产地都是处在老少边穷地区,怎么能够通过白糖的合约,通过和白糖相关产品的推动,帮助所在地区走出贫困,推动经济发展。所以在座各位,很多金融服务不只是所谓虚拟的游戏,或者空转的过程,一定会想到经济的发展怎样能够涉及到更多到目前为止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人群,在过去历年工作重点当中扶贫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工作的重点。所以这也会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很重要的发展方向。所以普惠不是简单扶贫,而是让更多人享受到科技进步、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这段时间我们发展很快的互联网金融,大家都非常了解,无论是移动支付也好,网站也好,还是众筹也好,它的目的都是非常好的,都是希望能够让金融服务触及到很多之前没有被传统金融行业所服务到的人群。整个经济发展,最后是为了帮助大量企业、大量居民家庭能够过上更好更享受生活的生活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

  最后我想强调创新型的发展,刚才靳副市长也希望大连成为创新型中心。大家都生活在非常幸运的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里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中国全球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随着中国中产阶级购买能力不断的增加,无论是企业,金融机构还是个人,我们都在非常幸运的大时代,我们的创新里面既包括新的市场,这里面既有国内的市场逐渐消费升级,又逐渐扩张到海外市场,有新的工具,我们现在有大数据,有云计算,有人脸识别,有非常便捷的消费方式。同时还有新的资源,通过新的媒体,新的社交手段,新的金融工具,让很多原来难做的生意变得越来越好做。所以这些都会给中国经济今后十年、二十年的发展带来很多潜在增长点,同时带来很多可以想象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中国经济还是抱有非常强烈的信心。

  最后讲一下风险和挑战。大家都来自于金融行业,金融行业的人本来做生意就是做的是风险的生意。所以,关注什么问题呢?我稍微往前跳一下,我最近做很多关于宏观经济的演讲,很大程度上因为我在2016年出版的《刚性泡沫》这本书,这本书现在被翻成7种不同语言,这本书想传递的想法,也是受席勒教授的影响,就是如何看待经济增长的转型和下一个阶段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和潜在的挑战。

  即使是没有贸易摩擦,即使没有全球经济放缓,即使没有国际摩擦的环境,每个人必须要思考,回到我刚才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过去三、四十年经济增长的成绩如何获得的,大家做投资的都关注收益,我们收益是从哪里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要给予很多深刻思考的话题。为什么这段时间咱们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如果我有一些担忧的话,我个人有点担忧,大家在各自生活和工作中有所体会,就是我们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步伐,放缓的速度可能超过很多从业人员之前所有的预期。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经济当作是一个企业,我们也看到非常优秀的企业在一段时间增长速度非常快,在这之后面临很大问题。现在甚至有公募基金指责通用电器做了大规模长时间财务造假,更多是利用金融手段来抹平一段时间盈利的增长。如果我们把经济想成是一个企业的话,一个企业如果面临这么高水平的负债,它是如何来转型,如何来调整,这是摆在所有大家在座各位面前的一个问题。在面临债务大环境下的经济转型,会出现和我们之前十年、二十年所面临的不同增长模式,无论是企业,无论是家庭,无论是政府部门如何进行相应调整。

  我仍然想回到实体经济,来讲消费的问题,大家在这段时间一直听说消费会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增长驱动力。如果我们看一下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所有通过增长的过程中,到最后能够推动经济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一定依靠的是居民家庭逐渐增长的物质水平和相应的消费的需求。但是在过去6个月到9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以汽车,以家电,以海外旅游为代表的几个在过去被大家认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经济增长的先行者和增速的逐渐放缓,有的甚至出现负增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在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逐渐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必须要对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给予更多的思考。

  我觉得所幸有一个很大利好消息,特朗普总统无论在各个方面多么的不靠谱,有一个事,无论他的压力还是因为全球经济增长的要求,美联储终于从去年年底,大家一致认为的加息周期很快调整了一个想法,现在已经进入降息周期,降息周期的力度和时间我们要拭目以待,但是至少改变了整个全球对于流动性的预期,这一点在大宗领域,在衍生品领域投资者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因为如果美联储进一步持续加息周期的话会导致全球资金成本进一步增加,这一点对于无论中国还是所有各国企业,只要在负债中有很大风险敞口的加息都是非常大的风险点。所以,至少这个短期风险是比较可控的。

  我想回到这个著作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核心问题,去年资管新规想要努力改革和改变现状,仍然是在中国经济里面普遍存在的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问题,资本市场可能是中国所有经济领域最市场化的领域

  去年资管新规的起草,我个人比较支持资管新规大的政策方向,虽然在具体执行力度和速度上有所商榷,我觉得只有进一步持续推动资管新规思路,才能在整个宏观层面上实现审慎监管,否则债务问题真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不得不面对的核心问题,这是一个最大的风险。

  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今年包括今后12个月经济的看法。第一,我觉得最重要的变化趋势就是美联储从加息周期转向减息周期,几乎全球投资者都是乐见其成。

  第二,我们看到和这个相对应的,就是贸易的摩擦,尤其是过去一、两周时间里,特朗普隔一天发一篇twitter完全改变或者批驳自己之前的说法,这也是信息时代才会出现非常有趣的政治现象。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很可能会是长期持续的摩擦。

  在贸易摩擦里面,朋友们可能开始意识到,贸易摩擦已经不是简单的贸易摩擦,更多涉及到前一段讲的中国2025,讲到全球在今后科技战略领域的所谓霸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年5月份我在华盛顿参加美国商会的活动,我有一个演讲。确实亲身感受到在华盛顿,在美国最高政策制定方面,对于中国态度发生非常深层次的改变,我2010年回国,之前在美国生活11年,我可以感觉到在政策制定方面对于中美两国关系看法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这个深刻变化并不只是特朗普总统一个人,是两党相对比较普遍的现象。我希望大家注意这个现象,大家可能不记得2016年,当年的总统大选,当时是特朗普和希拉里竞选,当时咱们希望谁当选?当时希望特朗普当选,希拉里不是我们认为希望的总统,反之我们认为特朗普基于他共和党的背景,基于商人的本质,应该是比较好可以进行有效磋商的总统。现在我们很多人希望特朗普明年不会当选,特朗普不会连任并不意味着下一任会是更加友好,会改变目前中美贸易现状的总统,这是一个我们需要面临的非常重要的现实。

  在这个大环境下,一方面我们如何能够让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增长短期冲突尽可能控制和最小化。第二怎么能够发挥中国自己增长的优势,自己的特色,通过自己的模式能够以比较可持续的稳定增长,能够以不变应万变,把自己工作做好。大家都看到美国这么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这么强劲的股市一定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达利奥说到,在贸易摩擦这个问题上,时间一定是站在中方这边,更多是我们如何比较有定力来面对外部形势,同时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经历增速放缓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放缓过程中,真正行之有效能够调整结构,能够找到新的增长点,能够释放市场的潜力和作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很核心的一点是在下一阶段我们会关注出什么样的刺激政策,在中国股市或者在中国资本市场,大家都会非常好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我现在跟很多海外投资者沟通的时候,我都会教大家,在中文里面危机两个字是非常有趣的矛盾的结合体。有危才有机,有危必有机。现在我们看到所谓的贸易摩擦、经济放缓可能是一种危,是一种挑战,是一种风险,但正是面对这种风险,面对这种风险,我们才会有很多的机会。如果我们反观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无论是1978年,无论是1992年,无论是2000年,无论是2008每次中国经济面对非常大的风险面前,我们进行新一轮改革,这一轮大家明显改善,刺激政策远远没有大家所希望的那么强。直到今日人民银行在讲要实施稳健或者中性货币政策,直到今日财政部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但大家没有看到很大的发力力度,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是经历过去二、三十年发展之后,大规模货币刺激政策已经不太可能了,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原因是高起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一个是汇率的考虑,如果进行大量宽松化,人民币汇率水平会面临很大压力。如果我们还希望进一步进行贸易摩擦谈判的话,我觉得维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应该是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前一段尝试性的贬值马上引发美国一系列的反击。我个人觉得非常大规模的货币政策宽松是非常不可能的,我们仍然会小水滴灌,不会大水漫灌,战术层面保证经济有流动性。

  为什么财政不能再搞四万亿呢?第一,再搞四万亿的时候,我们当时的财政赤字是GDP的1.1%,现在这两年每年财政赤字是GDP的2.8%-3%,所以从整个财政方面的资源不像十年前我们推动四万亿的时候那么充分。第二大家可以考虑在十年前经济总量30万亿不到,对于这样一个经济体,一个四万亿的刺激,大家都知道当时做的刺激远远超过四万亿,这是立竿见影的,但是现在对于我们80万亿的经济来讲,再投放一个四万亿的刺激,在边际上所产生对于经济推动的作用也不会像十年之前那么强,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类似的准备。

  与此同时的房地产,今年年初我在很多公共场合说,今年第三季度可能是考验房地产政策真实的考验期。基于现在贸易摩擦的升级,没准会推到第四季度,时至今日我们对于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是非常从紧从严的态势,这很可能是新常态,这很可能是新形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下一个阶段中美贸易谈判进展,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持续下行的话,在短期没有其他任何很好的刺激的手段,所以房地产可能仍然是不可避免或者很不推荐,但我也非常理解可能会成为刺激的手段和方式。

  无论是不是以房地产作为调控的方式和手段,最核心的问题仍然回到去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防范系统性经济风险。但是防范风险有两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管控的风险,所谓管控风险就是大家这个也不让做,那个也不让做。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之后,对于股指期货的交易,怎么能够不让市场下跌呢?发现股指期货对下跌产生一定影响,让大家不要交易股指期货就好了,这是一个方面,管控的做法。还有一种面对风险的做法是化解的方法,怎么能够让全世界金融机构都和中国投资者一起来分担、承担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资本市场进行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每个人承担百分之百的风险都是一个灭顶之灾,每个人承担0.01%的风险,不但可以承受,还能带来非常丰厚的风险溢价和收益。

  创新最后可能是唯一有效化解现有存量风险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引发新的风险,可能会导致更多市场波动,但是我们从长远来讲,如果希望中国经济,中国资本市场走的更加长远,更加稳健的话,我觉得创新和创新相关的监管思路调整和改变可能是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方面和手段。

  我就讲这么多,所以我总结一下,虽然我们面临各种各样之前没有面临过的风险和挑战,无论是全球经济放缓,全球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我觉得只要我们进一步坚持在改革、创新、开放的路上,继续坚持我们既有的方向,我觉得我们中国经济仍然是非常宽阔的前景,大家一定要对我们中国经济持有信心,并且通过各界工作,对咱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整个资本市场建设做出咱们自己所能尽的力量,谢谢大家!